农村的事让农民商量着办！

在不少农村，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工或创业，老人和孩子留守村中，“空心化”已成为乡村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。

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说，治理乡村“空心化”需要综合施策，要按照国家乡村振兴规划的要求，对村庄布局作出合理规划。同时，党员、村干部要分片联系群众和农户，尽量把每户农民都纳入网格化管理。“‘空心化’比较严重的村，基层党组织、村民自治组织建设需要继续加强，组织体系建设不能削弱。”张天佐说。

农村的许多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一个“散”字。农民缺乏组织带动和联结，没有凝聚力和向心力，缺少利益纽带和情感纽带。中央农办副主任韩俊说，过去20多年，3亿多人离开农村，现在确实出现了“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”的现象，一些地方农民的集体意识在淡化。村民自治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强化农民的主人翁意识，提高农民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，让农民自己“说事、议事、主事”，农村的事让农民商量着办，凸显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。

几张板凳、几本民情日记，党员干部与村民围坐在一块儿，为村民答疑解惑。江西省上栗县结合开展了10年的“群众贴心人”活动，利用晚上等休闲时间，在住户较为集中的屋场举行“屋场贴心会”，听民声、问民计、访民情，着力提高村民的自治意识和参与热情。这样的“屋场贴心会”基本上每周都会在全县的各个行政村举办，从而构建大事一起干、好坏大家评、事事有人管的格局。

当前，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难题还有不少。韩俊说，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，有的干部搞“微腐败”；一些地方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不少，黑恶势力活动时有发生；一些地方不良风气盛行，天价彩礼让人“娶不起”，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让人“还不起”。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，必须着力解决乡村治理中的突出问题。

如何防范“苍蝇式”腐败？安徽省天长市委书记邓继敢介绍，从2016年开始，天长在全市推行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制度，全面构建防治“小微腐败”监督制约机制。从2017年开始，又推行了“清单+积分”管理模式，修订完善26项村级小微权力清单，让村干部知道自己究竟有哪些权力、怎样运用权力。

针对乡村“微腐败”，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吴宏耀表示，要规范乡村小微权力，明确每项权力行使的法规依据、运行范围、执行主体、程序步骤。织密农村基层权力运行“廉政防护网”，全面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。完善党务、村务、财务“三公开”制度，实现公开的经常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。

农业农村部驻村调查结果显示，目前在很多农民的支出中，人情礼金已经超过看病支出。一位参与调查的干部告诉记者，“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让农民背上了沉重的人情债。过去看病支出排在第二位，现在很多农民第二位的支出是人情礼金。群众对这些问题反映强烈，但是碍于面子，很难改变现状，迫切希望治理这些问题”。

与城市不同，乡村社会的特点是熟人社会，虽然村庄内部的社会结构、人口结构、村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但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没有根本性变化。韩俊认为，熟人社会里要降低治理成本，必须重视文明乡风的作用。要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制定村规民约，纳入喜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、弘扬孝道等内容。如今，不少地方成立了村庄红白理事会、村民议事会、道德评议会等群众性组织，较好解决了这些问题。

以法治强保障。广西积极推进“一村一法律顾问”工作，有效畅通了农村“最后一公里”法律服务。97%的乡镇建立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。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，增强村民尊法、学法、守法、用法意识。配齐了“一村一警务助理”，不断健全农村治安防控体系。加快“雪亮工程”等大数据与综治信息系统联网、共享和深度应用，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智能化水平。

以德治扬正气。“‘做违法的事丢人，做出格的事丢脸’，是我们余村人最朴素的价值观。”浙江省安吉县余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说，德治是推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手段。在余村，随处可感受扑面而来的新风，家家户户立家规家训，成为了余村一景。这些家规家训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切合家庭实际的治家格言，家风带村风、村风带民风，为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法律和道德都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手段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，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，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思路；自治为基、法治为本、德治为先，三者各有适用范围。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中，自治的事项会逐步减少，适用法治的内容会逐步增多；同时要更加重视德治，德治可以降低自治和法治的成本，降低农村社会运行的成本。

吴宏耀表示，在我国，乡镇是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，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。要加强乡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，不断完善农村义务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险、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。要加强乡镇中小学、乡镇卫生院、农技推广站等条件建设，形成区域性服务中心。要推动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向基层延伸，加快在乡镇建设综合便民服务平台和网上办事平台，实行“一门式办理、一站式服务”。

来源：经济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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